京官出任地方官,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何截然不同?

  京官出任地方官,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何截然不同?感兴趣的读者和杂盒子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

  在清朝,京官出任地方官,是一件大喜事,以至于产生了俗语“在京的和尚,出京的官”。

  可是,如果我们来到宋朝,就会发现画风完全变了。如果一名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,他不但不会兴高采烈,反而会愁眉苦脸,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  这里有一个苏轼的故事。

  在1071年之前,苏轼除了两次分别为母亲、父亲守制外,一直在朝廷里做京官,过着悠哉乐哉的日子。1071年是苏轼官场上的第一个坎。这一年,他因为上书朝廷,讨论新法存在的问题,惹得王安石不高兴。在王安石的指示下,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苏轼。

  很快,宋神宗将苏轼外放到杭州,担任通判。通判与知州平起平坐,掌管粮运、家田、水利、诉讼等事项,还负有监察知州的责任,颇有实权。但苏轼心里是郁闷的,哪怕是面对旖旎的西湖美景,依然发出“伟人谋议不求多,事定纷纭自唯阿”的感慨,笔下倾斜着一股淡淡的悲伤。

  好在西湖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,湖山之中隐居着不少有道高僧。苏轼来到杭州后,与许多高僧结为好友,渐渐地看淡了官场生活的起伏跌宕和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,以更加豁达的心态,思考人生的价值、生命的意义。

  除了苏轼,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寇准等官员都是如此。有宋一朝,大多数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时,都没有什么好心情。

  既然都是京官出任地方官,为什么清朝官员兴高采烈,宋朝官员愁眉苦脸?

  原因当然有很多,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,就是京城和地方资源的不对等。

  我们先来看宋朝。

  宋朝创建之初,充分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,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在朝廷手里。

  对于原本是地方大员的节度使和观察使,则尽可能地削减权力,使之变成了一个虚职。至于知府、知州等地方官员,虽然依然存在,但受到了较大的限制。比如,朝廷在知州、知府之外,另外设置同等级别的通判。知州、知府发出文件,必须通判签署后才能生效。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要牵掣知州、知府的权力。

 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,从京城外放地方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办事,一定会很郁闷的。

  在宋朝时期,由于开发程度的不一致,京城开封是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在开封之外,越远离京城,越是经济落后、交通闭塞、物产匮乏的地方。一名京官从开封舟车劳顿地跑到当时还是穷山恶水的广东、海南去上班,收入也下降了许多,心情会好吗?

京官出任地方官,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何截然不同?

  我们再来看清朝。

  清朝入关之初,地方官员的权力也不大。后来,地方官员的权力日渐增加。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,随着以陶澍、林则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官员的崛起,地方官员的实权超过了京官。总督、巡抚不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,还有可能影响到朝廷制定政策。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等人在遇到重大事项时,总是会咨询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的意见。

  当权力已经倾斜到地方时,京官外放为地方官,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。

  不仅如此,地方官收入远超京官。

  清朝最初学习明朝的制度,实行“低俸制”,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都差不多,大家都过着苦哈哈的日子。雍正期间,朝廷出台了“养廉银”制度,地方官员多了一笔养廉银,收入猛增,远远超过了京官。更何况,在地方上做官,还有很多灰色收入,也是京官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京官巴不得外放到地方,哪怕是降一级也无所谓。毕竟收入才是硬道理。

  明朝、清朝以来,京城不再是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江南一带才是中国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事实上,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,各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很多,在京城做官和在广东做官,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因此,为什么要呆在京城当一名穷京官,去地方上赚银子不香吗?

  

THE END
喜欢就支持一下吧
点赞0 分享
评论 抢沙发
头像
欢迎您留下宝贵的见解!
提交
头像

昵称

取消
昵称表情